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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劳动实践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以自由自觉为特征的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从人的生理构造以及人类生存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出发，对人为什么必需从事劳动活动做了解释，这是马克思对自己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思想从自然科学角度做出的说明。这一说明把马克思与其他讨论人的本质问题的哲学家区别开来，使他的思想具有了可靠的科学依据。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说明了人如何在劳动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理构造，他的生理构造又怎样迫使他为了生存不得不自觉地改造自然，从事劳动活动，进一步对马克思人的类本质思想做了科学阐述与论证。马克思从人的生理构造以及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提出自己人的类本质思想，是对费尔巴哈相关思想的继承，他把劳动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又是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这一过程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吸收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合理思想，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才告完成。

[关键词] 人的类本质 人的生理构造与自然环境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继承与超越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最具特色、最重要的范畴，在他的著作中，这一范畴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劳动实践活动。对于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范畴，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与阐述，然而相关研究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还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它做进一步的思考。本文拟就两个问题对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范畴加以探讨：第一，马克思从自然科学角度对劳动实践范畴理论价值所做的阐述、论证；第二，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范畴与费尔巴哈的联系，或者说对费尔巴哈思想的继承与改造。

一 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范畴的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实践范畴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他的哲学思想突出强调劳动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在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1]对于自己建立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做过多次论述，基本精神是强调劳动实践活动在历史中的作用。他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在具体阐述自己的唯物史观时，他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544页）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也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认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反复强调实践活动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恩格斯强调：这个提纲其实就是唯物史观的起源，[3]他还把自己与马克思称作“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4]他又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5]

马克思为什么高度重视劳动实践活动？因为他把劳动实践活动理解为人这个物种的类本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62页）就是说，他认为自觉的有意识的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类特性、类本质，而一个物种的类特性、类本质把它与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区分开来，决定着它的全部生活，是它的历史的秘密所在。

人、人性、人的本质是困扰思想家们几千年的重要问题，他们从不同角度艰苦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相关定义，把人解释为宗教人、文化人、自然人、理性人、经济人等；有的人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也有人主张人的本质是自由、理性、爱，或者利己，等等。在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把人性、人的本质视为每个单个人都固有的、没有差别而且永远不变的抽象物。他们所说的人性、人的本质，只是他们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断言、指称、认定，至多是对他们看到的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特征的哲学概括，对于这些认定的依据与由来则没有任何说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等关于人性的观点也只是断言人的天性如此。比马克思年长14岁的费尔巴哈，他的人学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费尔巴哈是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者，强调人是物质的、肉体的自然存在。他使用了“人的类本质”概念，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上帝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本质，具体而言，它们是“理性、意志、爱”。他说：“理性、爱和意志力是完善的品质，是最高的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绝对本质，以及人的存在的目的。”[6]费尔巴哈与其他思想家一样，认为人性、人的类本质是每个人固有的，永远不变，至于它们从何而来如何形成，则不做讨论。说到底，哲学家们对人的本质的各种规定出自他们的主观认定与指称，至多是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相关现象的归纳。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提出：人是通过自我创造不断生成的存在，人性、人的本质是不断变化的，但他把人类自我创造的原因归结为神意，一切都出自神的安排。神意不可测，因而与其他哲学家相比，维柯并没有前进一步。[7]

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超越前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与所有的哲学家不同，他不仅提出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而且对劳动实践为什么是人的类本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做了科学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说：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条件，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它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吧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519页）

人的生理构造决定了他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存在物生存，他的生命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不是自然存在物，为了生存，他必须从自己所处的自然条件出发生产这些生活资料，也即必须从事劳动实践活动。这一点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此劳动实践活动自然成为人的类本质。马克思还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62页）劳动实践活动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进行，因此他把社会性也视为人的本质特征。这是马克思从人的生理构造和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出发，对劳动实践活动何以是人的类本质以及自由与社会性何以是人的类特性做出的科学说明，实际上包含着他对人的本质的自然科学论证。马克思是唯一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理解的人的本质做出论证的哲学家，从此以后，在马克思这里，人的类本质不再出自哲学家的主观认定、指称，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科学依据，具有了科学性。

马克思关于人的生理构造与生活环境决定了劳动实践活动成为人的类本质的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从生物学的角度，结合达尔文主义，给予了具体的说明。他说：

肉类食物几乎现成地含有身体的新陈代谢所必需的各种最重要的物质，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过程即同植物生活相应的过程的时间，因此为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物质和更多的精力。这种正在生成中的人离植物界越远，他超出动物界的程度也就越高。……最重要的还是肉食对于脑的影响；脑得到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为脑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因而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育起来。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恕我直言，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到达现在这个地步的。……

肉食引起了两个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嘴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食更加丰富起来，因为它在打猎之外开辟了新的更经常性的肉食来源，除此以外还提供了奶和奶制品之类的新的食品，而这类食品就其营养成分来说至少不逊于肉类。……

正如人学会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从原来居住的常年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一年中分成冬季和夏季的地带，就产生了新的需要：要有住房和衣服以抵御寒冷和潮湿，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越来越远了。[8]

肉食促进了大脑的发育，发达的大脑成为保证人在自然界生存发展的重要生理器官；为了维持和充分使用这个器官，人必须食用更多肉食。人的这种生理需要催生了两种新的劳动实践活动——用火与驯养动物。人在寒冷地带的生活扩大了他的生存范围，但是他的身体在漫长的热带环境生活中造就的生理构造，迫使他为了能在寒冷地带生活必需学会新的劳动实践活动，即建造住房和制作衣服。总之，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的生理构造使人不得不从事劳动，改造自然，制造出自然界本来没有而自己的生存又必不可少的物品。恩格斯对这种情况做了总结：“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9]这是对马克思人的类本质思想从生物遗传学角度做出的阐述。

马克思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人的本质所做的阐述、证明，是他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二 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范畴与费尔巴哈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99页）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是不懂得实践活动的意义的。但是，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稍加整理与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人的类本质的认识明显地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对费尔巴哈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费尔巴哈提出：“一个实体是什么，只有从它的对象中去认识，一个实体必须牵涉到的对象，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它自己的明显的本质。草食动物的对象是植物，而由于这样的对象，这种动物的本质，就与其他肉食动物有所不同。……谁耕种土地，谁就是农夫；谁以打猎为生，谁就是猎人；谁捕鱼，谁就是渔夫，诸如此类。”[10]任何生命体，只有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才能生存，因而它的特性，它的生存方式、生命活动，必须由环境来解释。这是环境决定论，是唯物主义的体现。马克思是赞成这种观点的。他转述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时说：费尔巴哈认为，“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549页）紧接着马克思说：“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成为轮船行驶的航道，一旦河水被引入水渠，而水渠的水只要简单地排放出去就会使鱼失去生存环境，那么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550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从生物的对象也即它的生存环境以及生存方式的特点出发理解其类本质，正因为如此，他才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才从人生活的地质、地理、气候条件与人的生理构造出发解释人的生命活动；第二，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用生命活动的对象以及由此决定的生命活动方式解释生物的类本质的思想，但他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对象、环境是不断改变的，而改变的原因是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劳动实践活动才是人的类本质。他批评费尔巴哈时说：“如果千百外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即费尔巴哈的观点——本文作者）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因此，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549-550页）在这里，马克思用人的劳动实践活动解释人所处的环境的不断改变，又用环境的改变以及人对环境的认识的进步说明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不断进步与历史发展。也就是说，他接受了费尔巴哈用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它的生命活动方式解释其类本质的思想，也用环境和人的生命活动解释人的类本质，但是不同于费尔巴哈把人的类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理性、意志、爱，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理解为劳动实践活动，因而对人所处的环境的特点、它们的由来与历史发展，做出了合理解释，而他所说的环境也成为现实的而不是想象中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劳动实践活动的结果，也即人化自然，具有现实性、历史性，而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的现实性、历史性必然赋予人的本质以现实性和历史性。因此马克思才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01页）劳动实践是人的类本质，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即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不同性质的劳动：奴隶的劳动、农民的劳动、工人的劳动……。对费尔巴哈的继承，使马克思认识到“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162页）；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使马克思把劳动实践活动作为人的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类本质，从而对人、环境、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本身以及它们的发展，做出了科学解释，形成自己的唯物史观，劳动实践活动也因此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范畴。

强调人是环境的产物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已经对这一思想做过比较详细的说明，马克思曾在《神圣家族》中介绍并肯定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相关思想。但是就马克思本人而言，这一思想的主要来源是费尔巴哈。在早于《神圣家族》一书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劳动实践确定为人的类本质，而“类本质”是费尔巴哈提出的概念。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关于生命体的类本质以及它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相关联的思想，是马克思劳动实践范畴的重要来源，在人的问题上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无法否认。

马克思把劳动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是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这一超越意义重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它的直接产物。劳动实践活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具有“自建构性”：第一次活动的结果，新的人化自然、人对自然界的新认识和由此诞生的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的新的社会关系从而新的人、人的新的需要，成为第二次实践活动的前提与条件，第二次劳动实践活动因此具有了新的性质。如此循环往复便构成劳动实践活动的历史，构成人和人的环境也即自然界与社会的历史。这是实践活动的辩证法，人和环境，自然界及社会，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辩证法，它就是马克思创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阐述唯物史观时，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观点表明：……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堆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们得到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44-545页）这里体现的正是劳动实践活动辩证法。

劳动实践活动范畴使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创建了唯物史观，但是马克思告别费尔巴哈经历了一个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他还用劳动实践辩证法对此做了具体说明：“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05页）在这里，马克思用劳动实践活动中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以及因此引起的它们的辩证运动解释历史，这些思想显然是费尔巴哈所没有的。但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12页）在结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3个月之后的与恩格斯合著并公开出版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称赞费尔巴哈：“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人除了是人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得！）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295页）不仅如此，他还明确使用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这样的说法，（264页）要知道，在随后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着重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理解，指责他“把人只是看做‘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530页）

显而易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误解了费尔巴哈，没有发现自己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误以为把劳动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主义题中应有之义，误以为费尔巴哈眼中的物质的、肉体的人就是现实的人。

让马克思摆脱上述误解的，是施蒂纳。1844年12月，结束《神圣家族》的写作之后，马克思开始阅读施蒂纳刚刚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该书中施蒂纳强调每一个人都是“唯一者”，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他批评费尔巴哈无视人的个体性、独特性、具体性，费尔巴哈用抽象的人“类”和类本质取代了上帝，但是他所说的作为类的人与神一样是一种抽象物，一种凌驾于个人至上的抽象，因而是没有具体规定性的抽象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早于马克思读到施蒂纳的著作，他于1844年11月19日致信马克思：

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摒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11]

这表明，恩格斯，应该也包括马克思，是基本赞同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评的。一旦认识到费尔巴哈的“人”仍然是带着神学光环的抽象概念，马克思必定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费尔巴哈的关系，重新审视费尔巴哈的人学思想，这时，马克思不可能不发现自己此前误解了费尔巴哈，在人的类本质问题上自己与费尔巴哈之间存在重要区别，不可能不发现费尔巴哈根本不懂得劳动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看不到劳动实践活动改造过的环境，人化自然，对人的重要作用，因而看不到人的现实性。1844年12月马克思开始阅读施蒂纳，1845年春天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便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实践活动的意义，随后批评他不知道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时起，马克思才真正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与他告别。

安启念，性爱电影 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现代哲学》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