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电影

摘 要：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一直在文化上探索求新，提出了不同的文化“新”主张：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西化”，基于“中国本位”的批评与检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新世纪的文化开放与创新，共同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以大历史观纵览这些文化“新”主张，在时代使命上经历了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不同侧重，在历史主体上实现了从精英到人民大众的根本转变，在创新方向上走过了从“西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澄明的历程，在思想方法上完成了从形式逻辑到辩证思维的关键跃升。这些对我们践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启示：要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以开放包容的胸襟融贯古今中西，创造普遍性以实现特殊性，发挥好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主体作用，共同建设文化强国。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新文化 第二个结合 文化主体性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①]。的确，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而创新性恰恰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自近代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开始，先进的中国人就不断提出各种“新”的文化主张，特别是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各种文化新主张以论著、宣言的方式迭出，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对历史需要的不同理解与回应。秉持大历史观，以过往时代观照“我们这个时代”，在百年来文化主张的“新”史中观照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能更好地理解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的必要性、必然性、科学性及其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进步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一、百年来不同文化“新”主张

1840年以后，在中国逐渐沦入亡国灭种危险之际，求“新”以图强渐成仁人志士之共识。张之洞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②]和戊戌变法之“百日维新”分别侧重从器物、制度方面求新。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失败后聚焦于对国民素质的改造，提出新民理论，“新”化问题真正涉及到精神文化层面。梁启超认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③]。他还重点强调了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新德行，事实上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奠基[④]。

（一）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西化”

1915年9月，在西方民主共和思想进一步传播和北洋军阀推行尊孔复古的背景下，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新道德、新文学，是百年来不同文化“新”主张的真正开端。《新青年》第1期就有文章指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而且，“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⑤]。陈独秀也多次重申这一立场，认为欧洲新输入的文化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⑥]，“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⑦]。总之，新文化运动以西方文化为“新”，以所谓孔教为主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为“旧”，且认为由于两者根本性质不同，必须通过学习西方以改造自身，文化求新的表现即是“西化”，后来胡适、陈序经还直接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

中国固有的文化“旧”在何处?新文化运动主要从载体和精神两方面进行了批判。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的主张，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两者都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旧文学展开激烈批判。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不仅对文学形式进行革新，还用一个受到严重迫害的“狂人”形象，揭示了封建礼教通过“仁义道德”的口号进行“吃人”的本质，这也被认为是传统文化最为诟病的陈旧部分。

西方文化新在何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标准性探索，这是它更大的历史功绩。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⑧]六条标准。为回击顽固派对《新青年》杂志的非难与谩骂，他写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强调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⑨]。自此，新文化运动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聚焦到当时认为的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缺少的特质，明晰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西化”为新，为中国应当发展什么样的“新”文化奠立了重要标准，影响了后来诸多文化主张。例如，《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经历了“五四文化运动”，“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⑩]；《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提到，“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⑪]；《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虽对五四时期思想家“只崇拜科学民主”有所不满，但也不得不肯定弘扬“科学”与“民主”的重要性，且重点论述了“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⑫]。

（二）基于“中国本位”的批评与检讨

1935年，日本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成为帝国主义者的“次殖民地”，文化思想方面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据”；“为了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力”[⑬]，也为了批判新文化运动后“盲目复古”和“盲目西化”的进一步对立[⑭]。王新命等十位教授于1935年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该宣言在批判“复古”和“完全模仿西方”的基础上，提出依据“现代中国的需要”即“此时此地的需要”，“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的文化主张[⑮]。其对“新”的理解是要基于中国本位来进行批评与检讨。

宣言一出，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陈序经认为该宣言骨子里“是一个复古与守旧的宣言”[⑯]，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窠臼。胡适也认为“中国本位”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之前的各种“中体西用”也同样宣称依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进行批判和进步，但“文化本身是保守的”，“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宣言所提的“科学方法”无法成行，在“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下，应让世界文化充分与中国文化自由接触和切磋，侈谈“创造”与妄谈“折衷”只会沦为顽固势力的烟幕弹[⑰]。在陈序经、胡适等人眼中，《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归根结底是一种“旧”主张[⑱]。

以从后思索的方法并报以历史性的同情来理解，《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文化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以文化守旧与文化模仿的错误为戒，以“此时此地的需要”为准，尤其注重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博采众长，深含了晚清以来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后人们对文化主体性的焦虑，可看作“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主体意识的第一次群体性觉醒,是对全球视野中的文化建设的民族性问题的自觉”[⑲]。但是，该宣言虽然强调“此时此地的需要”，却未能把握到“此时此地”的真正矛盾的本质，当时“挣扎于问题丛脞中”的中国“除了西化，便是守旧”[⑳]，宣言因而显得不合时宜。相对而言，梁漱溟更加清醒，在回应学界将他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归纳为“中国本位”论时，他说，“‘中国本位’是将来自然到达之结果，用不着此时预存成见”[21]。而真正辩证、历史的态度的提出则有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出场。

（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新文化运动所突出的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西化”更多应对了向西方文化学习什么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基于“中国本位”的批评与检讨，除却“要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22]的政治立场问题外，也未能找出应对“此时此地的需要”的真正标准。两者虽然都强调“新”，但最终确实都未超越“中西体用”，唯有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主张，才真正开启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新民主主义论》基于唯物史观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23]；所谓旧文化，是为“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24]；而新文化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5]。“民族的”是指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对如何保有“民族的特性”作出回应。毛泽东并没有独断地讨论民族性，也没有抽象地诉求民族性之上的学习与开放，而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国外的文化吞下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的”是指“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是对“反动的唯心论”和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的糟粕”的批判，其与“民主性”和“革命性”紧密相关。“大众的”是以服务“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为标准，“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这也揭示了民主除了民主制度之外更为本质的要求。总体而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6]。

较之以往的文化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论有诸多革命性贡献。第一，正确把握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标准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问题相结合，揭示了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需要”，完成了对抽象谈论“中国的需要”的超越。第二，提出了选取中西文化统一的标准，突破了“中西体用”的窠臼，“既反对了全盘西化论，又反对了中国本位文化论”[27]，从政治革命的角度作出了“会通中西哲学的创造性贡献”[28]。第三，完成了文化主张上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这也是前两点得以实现的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根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客观的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不仅对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作出了解答，还对传承或扬弃文化的方式以及如何使“旧”文化变成“新”文化提出了实践方法。

（四）以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海外新儒家对外有感于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认识多不切当，对内有感于生命与精神无处寄托，于1958年共同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表达了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29]。该宣言由于作者立场的局限性以及“一无凭藉”的心理，不少观点有失偏颇。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耕者，其依据独特历史经历体认出的“新”主张又不乏亮点。

第一，自觉从世界与人类的角度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辜鸿铭、梁启超都曾提出要以中国传统文化救治西方文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吁求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但在列强凌辱、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际，这些主张都不合时宜，“听者藐藐”。海外新儒家发表宣言之时却是“东方与西方到了应当真正以眼光平等互视对方”的时候。基于此，他们系统分析了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共性与个性，不仅呼吁西方文化学习东方智慧[30]，还突出强调中国文化对世界学术思想的贡献。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面向世界与人类的文化宣言。

第二，以“活的生命之存在”肯定中国文化。海外新儒家认为文化与自然化不同，中国文化是“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这一思想不仅指出了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还指出了将中国传统文化看作“国故”，放进“博物馆”等说法的局限性。宣言强调，“只有从中国之思想或哲学下手，才能照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精神生命”[31]。更为重要的是，宣言指出，只有遵循儒家心性之学，“由知贯注到行，以超化人之存在自己”，使人生之存在兼成“道德性与宗教性之存在”，才能伸展中国的文化理想，“开出人类的新路”[32]。

第三，找寻中国发展的文化根脉。正因为“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漂离感，宣言的作者们对文化根脉的重要性有更多体会。宣言肯定了新文化运动所提“科学”与“民主”之标准，但否定其全面反对“中国之旧文化”“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认为这使得“民主纯成为英美之舶来品，因而在中国文化中是无根的”[33]。宣言也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并非由中国民族文化思想中，所直接发展而出”[34]。这种观点自然有文化本位和政治立场的考量，但也的确表明中国的主导思想必须植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文化根脉”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第二个结合”后才彻底解决。

（五）新世纪的文化开放与创新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之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主张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经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创伤。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取得长足发展，学者们相继提出“综合创新论”“马魂、中体、西用”等观点。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中国进入了新的文化繁荣时期，在全球化背景下，《甲申文化宣言》[35]于2004年发表，这一宣言可以看作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新”主张。

该宣言自觉承担“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文化主张”的使命，从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立场出发，主张文明对话与文化主体平等，在肯定了西方“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具有合理性的前提下，认为“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当今人类的安宁与幸福有重要的思想启示[36]。该宣言由新华社发布通稿，大陆几乎所有重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影响甚大，但也引发诸多批评。例如，有学者虽然肯定其开放性，但总体将其看作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文本[37]；有学者认为其有拒斥先进文化的弊端，不利于我国与世界接轨[38]；复有学者认为其可能迎合了正趋膨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39]。其中，顾乃忠从学理基础角度的剖析最为彻底，他认为《甲申文化宣言》存在“文化中的不同因素分离论”“文化多元论”“文化恒久论”“文化无优劣论”等问题[40]。

结合历史时期来看，该宣言依然具有“新”意义。《甲申文化宣言》本身就不是一个学理性宣言，这从宣言签署者队伍的庞杂程度就可以看出，其所凸显的是新世纪的人们对文化的共同感觉和一般呼吁，“反映了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反映了和平崛起中的中国文化价值的自我认知，以及中国文化在新的世界文明发展格局中的某种要求”[41]，也体现了中国在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日益自信[42]。总之，该宣言实质上彰显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开放、创新的愿景与气象。

（六）共同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

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民族伟大复兴，思想文化的引领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其本质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的系统新主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文化新主张。

一是突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历史观中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4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44]。

二是阐明了“第二个结合”这一“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从“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等角度系统论述了“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和“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三是明确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和完成使命的原则方法。“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45]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是现实抓手，建成文化强国是远景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最终旨归。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创造新时代新文化的三条原则：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和坚持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七个“着力”的要求，为具体落实新的文化使命作出了战略部署，提供了方法指导。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以及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确立，不仅“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46]，而且也是对中华民族百年来文化新主张及其实践的反思总结，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正确的抉择。

二、百年来不同文化“新”主张的内在发展逻辑

百年来不同文化“新”主张虽纷杂各异，但从大历史观的高度看，又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我们可以从时代使命的不同侧重、历史主体的根本转变、创新方向的本质澄明和思想方法的关键跃迁等方面来把握这一逻辑。

（一）时代使命：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不同侧重

在百年来不同文化“新”主张的纷争中，中西文化问题一直是主要矛盾问题，这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论”的论争上。“全盘西化论”认为“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47]，所以只有从根上学习西方，才能避免亡国灭种，实现民族进步；“中国本位论”认为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存在，但“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48]，所以必须保证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这两者（以及相互论辩中进一步产生的“折衷”思想）都自发完成了对时代使命的体认，或者说都预设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动机，即都要实现“振兴中华、复兴中华文明的目标”[49]。中国共产党更是自觉地指出，一百多年来的奋斗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0]。

不过，一方面，民族复兴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民族得以存续。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1]。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民族生命的存在是一个民族一切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另一方面，民族复兴是分阶段的，对于一个曾经处于亡国灭种边缘的民族来说，民族复兴的首要任务就是救亡图存。因此，相对而言，民族复兴事实上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理解。广义的“民族复兴”自然包括“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百年奋斗的主题归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民族复兴正是广义的；狭义的“民族复兴”则特指与救亡图存相对意义上的。从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讲，“救亡图存”凸显的是生死存亡的根本矛盾，“民族复兴”则更多凸显的是确保生存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此意义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使命中，救亡图存在时间和逻辑上都先于民族复兴。

从理论上说，中国既能通过学习西方快速实现富国强兵，又能保持传统文化主体性的文化主张是最为理想的，但在历史条件不足以支撑这一理想的情况下，对两方面不进行取舍就会成为被批判的折衷派。因此，基于“中国本位”的批评与检讨受到最多的批评，“全盘西化”虽受诟病，但充分“西化”却曾赢得了更多共识，毕竟当时救亡图存是第一要务。李泽厚揭示的“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52]正是承担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所致。

唯有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使命初步完成后，文化主张才更从容、理性地侧重于狭义的民族复兴。正因如此，正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主张的共同特征。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的主张，更是根据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强调赓续古老文明，提出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使命。

（二）历史主体：从精英到人民大众的根本转变

任何文化主张都可以浓缩为一个完成使命的祈使性命题，都隐含着完成这一使命的依靠力量或历史主体。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主张无疑是精英主义的，其将文化创造和判断的主体都看作精英知识分子。毛泽东就曾深刻指出，新文化运动虽然立下伟大功劳，但并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所谓“平民文学”中的“平民”实际上还只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53]。《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则有更加明确的政治立场，直接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道德实践主体谋求内圣开出新外王，显然与一般人民群众没什么关系。这些主张都未能把握到文化创造的真正的历史主体，没有认识到人民大众的力量，这也是它们未能真正解决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重要原因。

百年来众多文化主张将精英知识分子、少数群体作为文化创造的历史主体是有深刻原因的。一是在未掌握唯物史观之前，人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主体往往是文化的直接创造者精英，群众的力量隐而不显，“所谓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家谱”正是此种表现；二是精英垄断了文化的话语权，总是通过文化解释、文化叙事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确保自己的主体地位，而中国文化一直具有精英教化大众的传统；三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和物质生活条件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接受文化教育乃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导致当时的人民大众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文化创造的真正的历史主体只有在唯物史观影响下才得以彰显。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做好了准备，五四运动起初也是精英主义的，运动的主力是知识分子，但在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则宣示了人民大众的力量。经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民主主义论》正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揭示了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真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化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两创”原则都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54]更是从“第二个结合”的角度凸显了思想文化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

（三）创新方向：从“西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澄明

文化“新”从何来？一言以蔽之是现代化。正是在文化求“新”之争中，出现了“现代化”一词。不过，现代化和“西化”以及“欧化”“新化”“近代化”在最初的语境中都是同义语[55]。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本位”“全盘西化”展开的论争，是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的最早讨论[56]，不仅提出以“‘现代化’的概念来代替‘西化’这个偏狭的概念”，而且“把中国出路问题从文化领域延伸到经济的领域”[57]。当然，文化领域被看作最为根本和首要的领域[58]，“西化”和现代化澄明的论争也首先在文化领域展开。

在澄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的过程中，中国具体实际的境遇决定了分析和批驳的立场方法，现代化的澄明也必然包含了中国对现代化的理解，这也就决定了将“中国出路问题从文化领域延伸到经济的领域”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更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自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考虑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59]。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在此基础上，新时代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与逻辑的水到渠成。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植根于中国并超越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都表明，相对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更多侧重于生产力发展之上的生产关系，尤其是与其总和即经济基础相应的上层建筑，更多从文化、文明的角度思考现代化，更具有鲜明而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创新创造的新文化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60]。

（四）思想方法：从形式逻辑到辩证思维的关键跃升

在时代使命上完成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不同侧重，在历史主体上完成从精英到人民大众的根本转变，在创新方向上实现从“西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澄明，既是客观的历史效应，又是主观的能动选择。就主观能动性而言，其本质地关联于思想方法。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运用，百年来不同文化“新”主张在思想方法上最终实现了从形式逻辑到辩证思维的关键跃升。

第一，从二元对立到综合创新。在百年文化探“新”中，单方面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古论”最早被抛弃，单方面坚持西方文化的“全盘西化论”也在与“中国本位论”的相互批驳中，走向了“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尤其随着《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及其深入人心，“除了西化，便是守旧”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渐趋理性化，对中西文化进行综合创造、创新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在新时代，“中西古今之争”最终也走向了“融贯古今中西”。这表现了在思维方法上从二元对立到综合创新的转变。

第二，从“折衷”到把握主要矛盾。在早期文化论争中，拒绝单一地看待文化问题很容易走向被批驳的“折衷论”。“折衷”的错误并不在于想要全面地看待问题，而在于没有把握到最主要的矛盾，“中国本位论”正是如此。《新民主主义论》之所以能完成对“中西体用”的超越，与把握到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有关。而随后的文化主张，除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由于错误立场而有所偏执外，受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的文化主张皆重视对主要矛盾的把握。新时代新文化的创造更是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1]为依据，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62]。

第三，从“全盘肯定或否定”到“批判中继承”。与“中西体用”之争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思维方式不同，从“西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包含了对“全盘肯定或否定”的超越，突出了批判中继承的思想方法。在“西化”不等同于现代化的讨论中，“科学”与“民主”等有助于中国发展与进步的理念被继承下来，并赋予了中国样式的内涵。在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被保留，而带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诸多弊病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则成为被批判、超越的对象。对于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形成了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正确态度。

第四，从依据理论抽象到同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新文化运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都是以一种理论抽象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设计，用思辨构建的理想要求现实趋向应然，因而无法真正“改变世界”。由《新民主主义论》所开辟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道路真正扎根于历史文化沃土与群众实践，实现了文化主张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再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从作为“中国革命的实践”的文化背景到作为“中国具体实践”的一部分再到作为独立部分参与“结合”的过程，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文化实际不断深入的把握。

三、百年来文化主张的“新”史对践行新的文化使命的启示

不忘过去才能开创未来。对百年来不同文化“新”主张进行回顾，把握其中的内在发展逻辑，对我们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启示。

（一）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百年来文化不断求新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创造现代的中国文化，而这个问题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中国历经曲折之所以最终能找到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其实现了“两个结合”。其中，正是“‘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63]。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历史性的、质的飞跃。“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重要特征，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只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新文化的创造。

在“第二个结合”中，“‘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64]，而在“契合”与“成就”之间，实际还有“补充”和“融（通）贯（通）”：契合是前提、补充是基础、融贯是途径、成就是结果。相对而言，契合的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总体逻辑得到了基本澄清，相互补充、相互融贯应该成为进一步推动“结合”的重点。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相互补充、相互融贯，马克思主义才会在中国有更好的群众基础和历史文化基础，传统文化才会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拥有蓬勃的命脉，新时代创造新文化才始终拥有科学的指南。

相互成就既是结果也是面向未来的规范。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也要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同建设新文化、建设文化强国、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相互成就。这一方面意味着新文化的创造必须要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另一方面意味着要在新文化的建设当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才能不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有的相互“成就”最终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建设新时代新文化的过程中，只有进一步推进马克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维续这样的文化生命体并使其始终保持蓬勃的活力。

（二）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65]这种文化主体性就体现为民族文化在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关系中的自觉性、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独立性等。“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66]。但是，近代以降，我们曾丧失文化主体性，这在一些文化“新”主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百年文化“新”史也是探寻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得中国人在精神文化上由被动转向主动，在百余年奋斗中构建起了现代意义的文化主体性，而“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67]。坚守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性要求，是共同创造新时代新文化的重要原则。

一要实现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蕴含着该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形成民族文化独特的规定性。坚守文化主体性首先就表现为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68]这是百多年来中华文化发展中正反两方面得出的启示，也是创造新时代新文化的当务之急。

二要保持内部文化的多元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文明同时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统一性。中华文明从来不以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将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构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百年来的文化探索也表明，任何文化“新”主张都要解决好“多”与“一”的关系。在当今中国国内思想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坚守文化主体性更为直接地体现为要扶元守正，守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好“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保证以“一”引领“多”。

三要在创新中不断超越自我。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百年来的文化“新”主张就是这种特性的生动体现，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不断开创新局的能力本身就是民族文化主体性和生命力的表现。在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的过程中，这一表现为超越自我的文化主体性就体现在建设文化强国、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

（三）以开放包容的胸襟融贯古今中西

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是通过与文化他者相异而体现出来的，但百年文化探索昭示我们，坚守文化主体性决不意味着简单的“中国本位”，更不意味着闭关自守，而是意味着一种以我为主的开放包容态度。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源泉，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回望百多年来的文化探索，中国最初是被动卷入世界历史的，体现为世界历史空间性的“中西”问题和体现为世界历史时间性的“古今”问题从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甚至一度被简单地等同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如何面对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问题是一百多年来各种文化“新”主张的必答题。

然而，一方面由于1840年以来“救亡图存”压倒了一切，长期不具备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社会历史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很多文化主张提出者未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不具备破解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主观条件。因此，“古今中西之争”问题一直未能真正破解，不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复活。经过长期发展，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69]。同时，在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无论是理论上的创新发展，还是对内提升文化自我的凝聚力、感召力，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需要继续融通中西、贯通古今。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70]。

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需要有理性平和的心态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格局气象。“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对待不同文化、文明的差异，我们不必仰视，也不应俯视，而需平等对待，特别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71]，使我们的思想文化理论不仅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而且成为人类文明的时代精华。苟如是，在创造新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中，“古今中西之争”问题就能像经院哲学一样被超越了。

（四）创造普遍性以实现特殊性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客观上形成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马克思关于“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2]的判断已经成为现实。在今天，“我们不再只是‘面向世界’，我们就在世界之中，并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不再只是‘面向未来’，我们已经大踏步赶上时代甚至在不少方面已经开始引领时代，影响未来；我们不再只是‘面向现代化’，我们不仅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而且这一新道路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现代化的本质性方向”。一句话，“中华民族复兴已经行进到不能创造普遍性就不能实现特殊性的阶段”[73]，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必须面对这一“新”的要求，以创造普遍性的方式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一方面，在创造“新文化”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积极解答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今天，我们不仅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的过去也就成了其他国家的历史”，“所有的过去都是‘我们的’”[74]，还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的未来都被其他国家的未来所影响，所有的未来都是“我们的”。因此，“新文化”的创造必须自觉将“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75]作为立足点，“必须坚持胸怀天下”[76]，既要思考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更要思考全人类的普遍性。要从文化的角度思考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类命运之问，尤其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藏的解决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提示、启示阐发出来，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其实，“文化强国”作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新文化的现实目标，其本身就是在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人类普遍意义。

另一方面，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进行自我教化，自觉加强基于人类性的民族性提升。在当今中国的文化创造中，沟口雄三当年提出的“以中国为方法”[77]的思想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以中国为方法”不应该走向一种本能的、低级的民族主义，而应该加强自我教化。伽达默尔结合黑格尔的思想指出，“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谁沉浸于个别性，谁就是未受到教化的”[78]。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自觉加强基于人类性的民族性提升，实现更高层次的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统一。或者说，“以中国为方法”的最高境界乃是自觉地以人类为目的和方法[79]。在以人类为目的和方法的自觉视域中，我们创造的新文化就会彰显出更多的人类普遍性，并在把握时代中获得尽可能深刻的现实性，从而更好地引领人类进步的潮流。

（五）发挥好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主体作用

无论文明还是文化都是实践的事情，而实践的主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是唯物史观对文化建设的原则性启示，也正是依据对此原则的把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化主张才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以开放包容的胸襟融贯古今中西，创造普遍性以实现特殊性，最终都要靠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

首先，要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增强其精神力量。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后物质时代”的来临，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满足的问题凸显出来，精神作为行动的动力因也日益增强。我们只有全方位、高质量、快捷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这些本就是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才能为人民打下激发精神力量、发挥历史主体作用的厚实基础。同时，精神的满足从来不像物质的满足那样是中性的，而总是“文以载道”，总是意味着某种方向、意义的导引，正能量的精神满足能够达到增强精神动力的作用。寓“增强”于“满足”之中是提升人民群众主体素质和能力的基本途径。

其次，要在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中激发其创造能力。当下中国已经实现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飞跃，人民群众的整体文化素养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飞速发展极大改变了人们“改变世界”的方式，人民群众前所未有地拥有了以主体姿态直接进行文化创造的可能，一个人尽其才、人人出彩的时代正在到来。建设好公共平台，建立好体制机制，营造好社会氛围，人民群众就能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无穷的创造力。

最后，在肯定人民群众的个性化表现中促进团结奋斗。在人民群众公共性的普遍参与过程中，其创造的成果总是会呈现为多元化、个性化。这些成果或“小众”或“平常”或不那么“高山流水”，甚至不那么规范，需要在大力激发、小心呵护、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引导。不仅要使得人民群众通过文化创造能够尽可能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而且要把各自迸发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化的使命不断更新。作为“剧中人”和“剧作者”的我们，唯有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不断更新文化的生命力，才能共同书写新时代新文化的辉煌篇章。

沈湘平，性爱电影 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文化自信自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研究”（项目号：23LLMLA0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