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原：客观合理有效性--《墨经》的科学特质
日期：2026-03-18客观合理有效性--《墨经》的科学特质*
孙中原
（性爱电影 ，北京，100872）
[摘要]《墨经》总结中国科学，是微型的百科全书。客观合理有效性，是《墨经》科学体系的元理，贯穿《墨经》文本，体现《墨经》的科学特质、功能作用与价值意义，凸显《墨经》的科学精神，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国学的瑰宝，与世界先进科学联系接轨，融通互鉴，亟需传承弘扬，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锐利思想武器与强大精神动力，是新时代科学教育与科教兴国实践的借镜。
[作者简介]孙中原（1938-），性爱电影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墨子学会顾问，原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监事，原副会长，中国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1956-1958年攻读性爱电影 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学历。1958-1961年奉调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与逻辑研究班，研究生学历。1961-1964年奉调师从中国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专攻中国逻辑史与古代文献。主要研究逻辑、哲学与传统文化。著作《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等80余种，论文400余篇。
引言
《墨经》总结中国科学，是微型的百科全书。客观合理有效性，是《墨经》科学的元理，贯穿狭义《墨经》的全部文本，[①]体现《墨经》的科学特质、功能作用与价值意义，凸显《墨经》的科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国学的瑰宝，与世界先进科学联系接轨，融通互鉴，亟需传承弘扬，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锐利思想武器与强大精神动力，是新时代科学教育与科教兴国实践的历史借镜。
元理，又称玄理，玄妙精深的理论。玄，指抽象深远，本原根本。《尔雅·释诂》：“元，始也。”“元”，原始、起源、起始、抽象、高于。西方有以元meta-为前缀的科学语词，如元逻辑（metalogic）、元哲学（metaphilosophy）等。
英文构词成分meta-，表整体、超越、继后、在上、在外。中国大陆译“元”，港台学者译“后设”：在对象之后设定。《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扬雄《太玄·玄摛》：“玄者，幽摛万类，不见形者也。”王弼《老子指略》：“玄，谓之深者也。”
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的元数学纲领（metamathematics program），提出元研究（总体、超越的研究）方法，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是有力的研究工具。希尔伯特在莱比锡德国自然科学大会发表讲演说：“对于通常的形式化数学而言，在一定意义上要附加一门新的数学，即元数学。”“在元数学中，人们处理普通数学的证明，后者成为研究的对象。”[②]
借鉴希尔伯特元数学纲领的元研究方法，阐发《墨经》科学元理“客观合理有效性”，是对《墨经》科学超越、总体研究的成果。激活经典 熔古铸今，取精用弘，提要钩玄，分论《墨经》科学元理“客观合理有效性”的不同侧面。
“客观合理有效性”，意义相关，又有区分。从逻辑架构说，“客观性”，指论证的论据正确，运用归纳推理。“合理性”，指论证的形式正确，合乎思维规律，运用演绎推理。有效性，指科学理论的实践验证与逻辑应用。借鉴希尔伯特的元研究方法，以《墨经》为研究对象，阐发哲学逻辑研究的结论。
一、客观性
客观性（真实性、真理性），与主观性相对。客观性，即客观实在性、存在性、存有性、实体性、实存性、本体性。主观世界，通过实践，运用认知器官，如实反映客观世界对象的本来面目。主观符合客观，主观与客观统一，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不掺杂任何个人的主观因素与迷信神秘的成分，正确认知世界，把握客观真理。
客观性，即主观认知，符合客观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墨子·小取》说：“摹略万物之然。”“其然也，有所以然也。”[③]人类认知的目的宗旨，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④]
《小取》规定人类认知的目的宗旨，正确表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墨经》认知理论的纲领，保证科学认知具有真理性的客观标准，表现科学家讲求实证的科学精神。“实证”，即实际证明。科学家坚持实证原则，要求思考研究，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如实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
“摹略”（mó lüè），即反映、概括。“摹”通“模”，即模拟、模写。“略”，即约要、抽象。“万物之然”，指事物的本来面目。“然”在古汉语中用作指示代词。杨树达《词诠》解释“然”：“指示代名词，如此也。”[⑤]《辞海》释“然”：“如是；这样。如：所以然。”“万物之然”包含“所以然”。“然”，指事物的现象、现状、结果。“所以然”，指事物的本质、原因、规律。
《经下》第109条说：“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经说下》说：“或伤之，[所以]然也。见之，[所以]知也。告之，[所以]使[人]知也。”《经》文“物之所以然”，《经说下》简化为“然”。“所以知之”，指认知的途径、方式、方法。“所以使人知之”，指思想交流、语言交际的媒介、手段。“见”即观察，是认知的途径、方式、方法。“告”即告诉，是交流交际的媒介手段。[⑥]
《墨经》第1条，开宗明义，规定“故”（原因）的范畴。“故”（原因）范畴的定义，是“所得而后成”，即得到原因，必然成就结果。《墨经》表达事物因果规律的公式，是“有之必然”。“之”“然”分别代表有因果关系的前后两个事件，相当于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与后件。《墨经》“有之必然”的公式，相当于西方逻辑公式“P→Q”（读为：如果P则Q）。《墨经》的举例，是“若尺有端”，即有线段存在，必然有点存在。《墨经》因果律公式，见表1。
表1 《墨经》因果律公式
《墨经》因果律公式 |
有之 |
必 |
然 |
西方逻辑公式 |
P |
→ |
Q |
读作 |
如果P |
那么 |
Q |
解释 |
有P |
一定 |
有Q |
《墨经》举例 |
有线段（尺） |
一定 |
有点（端） |
《墨经》要求全面认识事物的“然”与“所以然”。知事物之“然”，即确认事实，用实然命题形式“P”表达。知事物之“所以然”，即确认原因、本质与规律，用必然命题形式“必然P”表达。把“然”与“所以然”，即前件与后件，用语言表达，构成标志事物因果律的命题。
《经上》第78条举例说：“湿，故也，必待所为之成也。”即地湿，必然有导致的原故，如下雨的原因（故），必然导致地湿的结果。《经下》第109条举例说，某人受伤的原因（故），必然导致其生病的结果。
《墨经》“摹略万物之然”的客观实证原则，继承墨子认识论中的经验论因素，摈弃墨子“天志”“明鬼”的迷信成分，是墨家学说历经两个多世纪百家争鸣的激荡，发生质变，是墨家学派内外訾应辩论，切磋琢磨的成果，构成墨家思想从有神到无神、从迷信到科学的转变，是中国逻辑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大事。实事求是总结这一转变的过程与规律，以《墨经》的科学精神启迪后人，提升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命上》提出“立言三法”，即检验认知真理性、论证论点的三条标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指根据历史事实。“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指根据人民群众的现实经验。“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指言语理论应用于生活实践，看其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墨子三表法的实质，是讲求实证，注重理论的实际证明。
墨子认为察实取实，重于命名称名。《非攻下》批评“天下之诸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贵义》说：“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明鬼下》表达墨子经验论的原则：“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
墨子的认识论，有狭隘经验论的弊端。墨子因袭殷周以来传统迷信观念，用工匠工具意识，改造重铸传统迷信观念，使之成为推行墨子兼爱等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用工具。《天志上》记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墨子思想的积极面，是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人文精神。其消极面，是宣扬“天有意志”“鬼神能赏善罚暴”的迷信观念。亟需科学分析，决定汲取抛弃。
墨子思想，复杂多样，是科学与迷信两种对立因素的交织。论证“兼爱”“非攻”等人文科学论题，却援引“天志”“明鬼”的迷信观念，作为其论证薄弱性的补充。当“天志”“明鬼”迷信观念与实际生活发生矛盾时，墨子毫不犹豫地服从“摹略万物之然”的客观实证原则。
《公孟》说，有一次，墨子生病卧床，学生跌鼻推门进来，问墨子：“您是圣人，怎会生病？”墨子答：“人之所得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寒暑”“劳苦”，是自然现象，从自然现象，探求生病原因，遵循“摹略万物之然”的实证原则。
《贵义》说，有一次，墨子从鲁国出发，到齐国游说，路遇算卦先生说：“今天上帝在北方杀黑龙，您长得黑，到北方去不吉利。”墨子不听，毅然走到北方，遭遇淄水暴涨，不能涉河，无功而返，算卦先生得意忘形地说：“我告诉你不能去北方，果然如此！”墨子用逻辑归谬法反驳算卦先生，指出其迷信谬论，不符合客观事实，是用连他本人都不信的鬼话骗人。这是任何一位科学家，在实际生活中，都会毫不犹豫坚持的实证原则。
《墨经》的全部科学知识，是坚持实证原则的典范。《经上》《经说上》用100个条目，解释各门科学的范畴与简单命题，根据事实，确立立说。第1条解释“故”（原因）范畴，区分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以数学上的点、线关系，生理、物理学上的“见之成见”为例。
第2条解释“体”“兼”（部分整体）范畴，以数学上的二与一、尺（线段）与端（点）为实例。第3至6条，解释认知能力、活动与过程，以“明”“睨”“见”等眼睛视物的认知现象为实例。
第51条解释静止的物理学范畴，以“矢过楹”（飞行的箭穿越一根柱子）“人过梁”（人走过一座桥梁）为实例。第71条解释法则范畴，以几何学上的制圆作图为实例。第75条解释“辩”范畴，以“或谓之牛，谓之非牛”的辩论为实例。第79条解释“名”的分类，以“物”“马”“臧”概念为实例。第89条解释“同异交得”的辩证法规律，根据“中央，旁也”（中央又可作旁边）等十多个实例立说。
《经下》《经说下》论证83条各门科学的复杂命题与定律，如从“影不徙，说在改为”，到“鉴团影一”等论几何光学的8条，以及论杠杆、滑轮、斜面原理的各条，都用实证方法，从观察实验中选取事实例证。《墨经》的全部科学知识，贯穿重事实归纳的实证原则与深厚的科学精神。
《墨经》总结科学知识，贯穿实证原则，绝无一条遵循墨子“天志”“明鬼”的迷信观念。学生彻底摒弃老师思想中的消极因素，这是墨学发展史、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确凿的事实。科学与迷信界限，不容混淆。是非黑白区分，不容颠倒。
《小取》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用纯逻辑的语言，毫无墨子“天志”“明鬼”迷信观念的印痕。沈有鼎解释“效”这一论证方式“意味着演绎推论”。[⑦]
数理逻辑学家莫绍揆解释《小取》的“效法”，是建立与代入公式的方法，“是科学尤其数学上一贯大量使用的方法”。[⑧]沈有鼎、莫绍揆的科学解释，准确精到。《小取》的“效”，是纯粹的逻辑科学知识，与墨子“天志”“明鬼”迷信观念，毫无关联。
正确运用历史与文化分析方法，揭示墨家学说在战国250年间从有神到无神、从迷信到科学的质变，划分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精华与糟粕，是和非的界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现实，古为今用，是墨学研究者的神圣职责与历史使命。
墨家辩学，是中国古代逻辑高峰。狭义《墨经》四篇，阐述中国逻辑原理，无一字句谈神论鬼。《墨经》总结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与各门自然科学知识，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墨经》科学客观性的本质特征与必然结论。[⑨]
二、合理性
合理性，即通过理论思维，理性认识，揭示科学的范畴与原理，建构深刻精湛的科学理论体系。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墨家绝不猜疑人类理性，并且明白订定很可能成为亚洲的自然科学之主要基本概念。”[⑩]《墨经》作者是时代造就的杰出科学哲学家，思辨理论家，概括手工匠技术经验与丰富实践，运用理论思维，理性思辨，提升为逻辑、哲学与各门科学的范畴、原理与理论体系，《墨经》科学，应运而生，酝酿成熟。
《经上》第96条说：“巧传则求其故。”表达至关重要的科学哲学原理，揭示《墨经》科学构成的机理、途径与方法。“巧传”，即世代相传的手工技巧经验与应用实践。“求”，即寻求、讲求、追求、谋求、探求、探索，索取，考究、研究。《说文》《玉篇》：“求，索也。”《孟子·告子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屈原·离骚》说：“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解释“实事求是”的含义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巧传则求其故”的规定，要求对世代相传的各种手工技巧，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揭示其原因、本质与规律，从手工业的技术、经验与实践，上升到科学理论、学科知识。《墨经》总结桔槔机所利用的杠杆原理，《经下》第126条说：“负而不翘，说在胜。”《经说下》解释：“横木加重焉而不翘，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翘，极不胜重也。”指出桔槔机负重后，另一端不翘起来的原因，是由于另一端的力量，超过负重端的力量。
春秋战国期间，发现用桔槔机提水浇田，可大为提高劳动效率。《庄子·天地》记载，受道家思想支配的一位老者，宁肯用“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的笨办法，“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却不肯用“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桔槔机，即使生产效率提高百倍，也不屑一顾，弃之不用。其标榜的理由，是道家哲学的教条：“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所以“羞而不为”。
道家经典《老子》第19、20、57章的教训是：“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这种愚昧、落后与保守的古训，极其不利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墨家竭力提倡、广为应用桔槔机等器械于生产与军事实践，从中概括总结科学理论，代表中国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墨家熟悉当时的各种手工技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墨子为木鸢（木鹰）。”弟子夸奖说：“先生至巧，至能使木鸢飞。”惠施说：“墨子大巧，巧为輗（大车上的一种关键设备）。”墨子熟悉木工与各种手工技艺，认知各种机械器物的制造应用。
《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车工）、韗鞄（yùn páo，制革工）、陶冶（制陶冶金工）、梓匠（木工）。”《备城门》说“穴师”，指挖掘洞穴坑道的工师。《备穴》说“明习橐事者”，指熟练操作风箱的鼓风工。
墨子认为，掌握各种手工技艺的目的、方向与价值标准，是有利于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墨经》继承发扬墨子技术功利的目的论与价值观。《墨经》概括、总结与论证各门科学知识的实例，有各种手工业工种，如“为衣”（缝纫）、“举针”（刺绣）、“禬屦（制鞋）、“铄金”（冶金）、“为甲”（制铠甲）、“垒石”（建筑）、“车梯”（木工）等。
《墨经》光学、力学、机械学、数学与物理学等各科知识，是当时各种手工技巧的概括、总结与提升。《经上》“巧传则求其故”，道出《墨经》建构科学，形成理论的过程、方法与机理，体现《墨经》的科学精神，说明《墨经》作者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
杜石然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说：“由于他们（指墨家）大多亲自参加手工业生产，广泛地接触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善于总结，勇于创造，从而在实践中提炼出不少科学知识，在我国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⑪]
《墨经》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重政治伦理实践，轻自然科学技术理论的主流意识，大相径庭，而酷似古希腊哲学家重视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精神。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写过关于天体、大地、声音、植物、动物等原因的著作，并率先表达贯穿于西方文明的科学精神。他说：“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⑫]
亚里士多德说：“技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前者知其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大匠师应更受尊敬，他们比之一般工匠知道得更深切，也更聪明”，“我们说他们较聪明，并不是因为他们敏于动作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懂得原因。”“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⑬]
墨家重视探求事物的所以然之故。《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墨经》第1条规定“故”概念，区分“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小故”（必要条件，部分原因）与“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大故”（充分必要条件的原因）。
《经下》《经说下》共83条，都用“以说出故”的形式，揭示自然现象的原因，列举科学命题、定律成立的论据。如“影之大小，说在斜正远近”“堆之必拄，说在置材”“五行无常胜，说在多”等条目，都是以浓缩的论证形式，用典型分析式的科学归纳推理，表达中国科学原理。《墨经》“巧传则求其故”的理论意识，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科学精神若合符节，异曲同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共同性。
《墨经》崇尚理性，重视知识。墨子的认识论偏向经验论。墨子出身工匠，成长为杰出的学者、教育家与科学家，提出有深刻理性论意义的认识原则与方法“察类”“知类”“辩故”“明故”“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等。《墨经》继承墨子认识论的理性论因素，建立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并重的认识论，表现崇尚理论、理智与知识的理性论特质。
《墨经》揭示理性认识的本质特征。《经上》第6条定义说：“𢜔，明也。”《经说上》解释：“𢜔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理性认知，把握本质，清楚明白。理性认知，用认知器官，分析整理事物，认知深切著明。如用心观察，看清事物。
𢜔，是《墨经》自创字，结构是“知”下加“心”，表示用心思维，清楚认知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形成理性认知。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墨经》作者重视理性认知、理论知识的良苦用心。𢜔通“知”（知识，智慧），特指理性认知，清楚明白，知道认识，又叫“明知”：明白知道。“明”是《墨经》对人类认知活动范畴定义中的关键词，种差，本质属性，特有属性。《经说上》解释用词中的“明”，指看明白。
明：明察，明辨，明确。明，会意字，甲骨文以日月发光，表示明亮，本义明亮，清晰,与“昏暗”相对。“著”：显著，深切著明，透彻明白。著，形声字，从艸，者声。“艸”长在地面，表示显露，本义明显，显著。《小尔雅》：“著，明也。”
“论物”之知：经分析整理的系统知识。论，分析判断事物的道理，议论，讨论。论，通“伦”，条理，伦理，整理。《释名》：“论，伦也，有伦理也。”《玉篇》：“论，思理也。”《诗•大雅》“于论鼓钟”传：“论，思也。”郑笺：“论之言伦也。”朱传：“言得其伦理也。”
论，形声字，从言，仑(lún)声，本义评论，研究，引申为议论，分析说明事理。《说文》：“论，议也。”论，评论，评定。《增韵》：“论，抽绎讨论也。”《吕氏春秋•慎行论》：“闻言必熟论。”《文心雕龙•论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一理者也。”
理性认知，是比感性认知，更为高级的认知，是人类认知活动追求的目标。《墨经》纠正与超越墨子的经验主义认识论，阐发感性与理性并重的辩证认知理论。《经上》100条，用定义与分类，从内涵、外延上定义各门科学的范畴，构成范畴的“王国”。《墨经》作者是创制系列科学概念范畴的专家。
《墨经》的科学范畴，各有专门独特的规定，至今仍有极强科学价值。法国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1925--1995）说：“哲学是涉及创造概念（creating concepts）的学科。”[⑭]认为哲学是创造概念的学科，创制新概念，建构新思想。《墨经》逻辑的“止”（反驳推论），认知哲学的“𢜔”（理性认知），自然学科的“无厚”“无宇”“无久”等，都是创造新概念范畴的典型实例。
理性认识，需要通过心智把握，不同于感性认识通过“五路”（五种感官）把握。《经下》第147条说：“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时间范畴的知识，是属于理性认识，不属于感性认识。《经上》第40条说：“久，弥异时也。”《经说上》解释：“久：古今旦暮。”时间范畴是心智对古今旦暮等各种不同具体时间形式的抽象概括。
《墨经》揭示时间、空间与物体运动的必然联系，时间、空间的有穷性、无穷性与物质的关系等规律性知识，是通过心智思虑获得的理性认识。《墨经》科学的合理性精华，亟需开拓性、创新性与突破性的研究，铸造新时代需求的学术新品。
《大取》有“语经”（言语之常经）部分，认为遵守推论的基本规律“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即充足理由律，结论、论题才能必然推出。《大取》称“故、理、类”三个推理论证的范畴为“三物”，即演绎论证式的三个重要元素。“理”即道理、规律、普遍命题，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故”即原因、理由、根据，相当于印度逻辑因明学中的“因”，亚氏逻辑三段论的中项（或小前提）。“辞”指命题，即推理的结论，论证的论题，相当于因明的“宗”与亚氏三段论的结论。
“类”是所立之辞的典型事例。《大取》列举一般命题，用“其类在”的联结词，举出作为一般命题归纳论证的典型事例。《大取》说：“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壅。”即凡是兴办对人民有利的事，必然包含革除对人民有害的因素，例如兴修水利，须革除水害，筑堤坝，堵溃漏，相当于因明学中的“同喻依”，即大前提主项的同类事例。
《墨经》论证式，类似印度的因明学。如老庄派禁欲主义者，提倡“欲恶伤生损寿”说。《墨经》反对这种主张，认为不能笼统地说所有“欲恶”都是有“益”的，或有“损”的，关键在于欲恶是否适宜、合度，有节制、分寸。
《经下》第145条说：“无欲恶之为益损也，说在宜。”认为合理欲望的满足，不会伤生损寿。这是《墨经》所立之“辞”，相当于因明学中的“宗”，亚氏逻辑三段论的结论。理由(“故”)在于，“合理欲望的满足是有节制的”(“说在宜”)。《小取》说：“以说出故。”即用论证式举出理由。“说在宜”，即论证的理由，在于欲恶是否适宜，有节制，相当于因明学中的“因”，亚氏逻辑三段论的中项(或小前提)。
其一般原则(“理”)是：“凡有节制的是不伤生损寿的。”相当于因明学三支式的“同喻体”，亚氏逻辑三段论的大前提。《墨经》列举的正面事例(“类”)：“如适量喝酒”(“或者欲有不能伤也。”“若酒之于人也”)，相当于因明学三支式中的“同喻依”（大前提主项的同类事例）。异喻体是同喻体的完全换质位：“凡伤生损寿的都是无节制的。”《墨经》列举的反面事例：“如贪吃”(“尝多栗”)，相当于因明三支式中的“异喻依”。《墨经》三物、因明三支与亚氏三段，见表2。
表2 《墨经》三物、因明三支与亚氏三段
墨经三物 |
因明三支 |
亚氏三段 |
实例 |
公式 |
备注 |
理 |
同喻体 |
大前提 |
有节制不伤生损寿 |
所有M是P |
|
故 |
因 |
小前提 |
合理欲望满足有节制 |
所有S是M |
|
辞 |
宗 |
结论 |
合理欲望满足不伤生损寿 |
所有S是P |
|
类 |
同喻依 |
|
适量喝酒 |
|
适量喝酒有节制，适量喝酒不伤生损寿。辞以类行，类比推论，正类比 |
|
异喻体 |
|
伤生损寿无节制 |
所有非P是非M |
伤生损寿无节制 |
|
异喻依 |
|
贪吃 |
|
贪吃伤生损寿，贪吃无节制。辞以类行，类比推论，反类比 |
透过《墨经》古汉语特殊表达式，把握《墨经》逻辑的本质，可知其适用于全世界全人类的科学意涵，认知逻辑基础学科全世界全人类的唯一性、一元性、同质性、共同性、共有性与共享性。
《墨经》三物与印度因明学三支、亚氏逻辑三段论的结构，推而广之，全世界、全人类的科学逻辑，本质一致。逻辑学科全世界、全人类的本质一致性，是逻辑哲学理论的第一要义。逻辑有全世界、全人类的普遍性、普适性与普世性，举世公认，是《墨经》科学合理性的本质特征与必然结论。[⑮]
三、有效性
有效性，指科学理论有效果，有成效，有效力，能够在实践中产生预期效果，达到预期目的，通过实践证明，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性。《经上》第71条说：“法，所若而然也。”《经说上》解释：“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法则是遵循着它，能够达到预期结果。把人类自觉实践的环节，纳入“法则”范畴的定义。把遵循法则行动，能够达到预期结果，作为人对法则（规律）认识真理性的检验。
“意”：判断，定义，指作圆的指导思想，即“圆”的定义“一中同长”（一个中心，等长半径）。“规”：作圆工具圆规。“圆”：指被用来作为制圆参照的标准圆形。这三者都可做为制圆的法则与方法。“若”：遵循，指自觉实践。
《经说上》第81条定义说：“志行，为也。”有意识的行动，叫自觉实践。《经说上》第84条解释“合”（符合）中“正合”的概念说：“矢至侯中，志功正也。”即射箭时，意志、动机是射中靶心，结果恰恰射中，这叫动机与效果正好一致，这是对射箭法则正确认识与熟练运用的结果。
方法是认知与改造世界的方向、途径、手段、工具与程序的统称。方法意识的要点是：明确方向：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准确选择满足需要的对象。明确怎么做：选择正确的途径，采取恰当的手段，运用合适的工具，遵照合理的程序。
“方法”一词希腊文原意是“沿着道路”。《墨经》定义“所若而然”，即遵循法则，达到预期结果。中外“方法”一词含义相通，学理一致。《经上》第72条说：“循，所然也。”《经说上》解释：“然也者，民若法也。”《墨经》“道”“理”“方”“法”“效”几个词，同义互训。
《大取》以“道”比喻解释“理”。《大取》说“立辞三物”（建立论点的三范畴）是“故、理、类”，《小取》说“言多方、殊类、异故”，“方”即“理”。又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逻辑工作者的任务，是从当时百家争鸣辩论与思维认识活动中概括系列方法、法则，以供效法、模仿、参照。“效”“法”相关，“效法”连用。
方法是探索万物奥秘，获取科学知识，揭示客观真理的工具，是认识主体的主观性手段，但它不是人们主观随意自生的。正确的方法，来源于实践中对世界的正确反映，通过反复的实践、认识与思考，发现与总结符合客观规律的有效方法。
运用反映客观规律的观点，认识与处理问题，观点就转化为方法。有效的方法，符合对象的客观实际与固有性质，在实践中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效果与目的。方法是把“自在存在”转变为“自为存在”，把“非我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把“非人工自然”转变为“人工自然”，创造灿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中介桥梁。“所若而然”的方法论思想，是《墨经》科学知识的灵魂，科学精神的重要表现，是现代人极其有用的宝贵知识遗产。
循法遵理，理论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结果，是《墨经》方法思想的深湛哲学意蕴。《经说上》第97条说：“法取同，观巧传。”概括共同法则的事例，可从代代相传的各类手工技巧、技术中观察到。
墨子从自身熟悉的各类手工技巧、技术中，领悟法则概念。《法仪》说：“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仿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
“法”：标准、方法、法则、规律。墨子率先使用“法则”“方法”的概念。《天志中》解释《诗·大雅》“顺帝之则”的“则”为“法则”。《天志中》载墨子说：“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规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方法”最初含义是“为方之法”，后概括提升为一般意义的“方法”范畴。手工技巧、技术与法则、方法的范畴，是《墨经》自觉方法论思想的实践来源与资料前提。
《墨经》主张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与价值意义是“利民”。“利民”是检验科技理论知识真理性的标准。《经上》第35条说：“功，利民也。”科技理论的功效，以符合人民利益为最终标准。《公输》说：“公输子（鲁班）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车档），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六千斤）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墨子的木工技巧，与古代名匠公输般（鲁班）不相上下，认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功效，必须以是否对人民有利为标准。科技价值在利民，有利人民叫做“巧”。墨子的科技观，突出应用实用、为民谋利的实践目标。《墨经》发扬墨子“为民谋利”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功效价值、出发点与归宿点，在于有利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是《墨经》科学有效性的本质特征与必然结论。[⑯]
结语
《墨经》科学元理“客观合理有效性”，贯穿《墨经》文本，凸显《墨经》科学的客观真理性、深刻理论性与实践应用性，是世界先进科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最佳借鉴，具有“施诸放之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普世价值与前瞻性意义。[⑰]
参考文献
1.孙中原《墨子解读》（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北京：性爱电影 出版社2013年版。
2.孙中原《墨经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3.孙中原《墨学与现实文化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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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俗读物《中国逻辑趣谈》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4VTS028；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墨学百科全书》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4VTS028。
[①]狭义《墨经》，指《墨子》中的《经》《经说》四篇，广义《墨经》，另加《大取》《小取》。
[②]张家龙《数理逻辑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26页。
[③]以下引《墨子》，只标篇名。
[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7页。
[⑤]杨树达：《词诠》，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54页。
[⑥]本文引引狭义《墨经》4篇原文，标注条目数。条目数据，见孙中原《墨子解读》（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北京：性爱电影 出版社2013年版。
[⑦]《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页。
[⑧]莫绍揆：《数理逻辑初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167页。
[⑨]孙中原《墨经趣谈》，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8-15页。
[⑩][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⑪]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⑫]《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3页。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2页。
[⑬]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页。
[⑭]杨国荣《精神人文主义：意义及其扩展》，《孔子学堂》（中英双语）2020年第1期，2020年5月8日。
[⑮]孙中原《墨经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7页。
[⑯]孙中原《墨经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5-18页。
